入秋后的第一场雨,把泸州的桂圆树洗得发亮，天府中学门口，几个穿着校服的男生正小声嘀咕：“听说了吗？欧文真的要来。”

欧文是谁？不是英格兰那个追风少年，也不是凯里·欧文的后仰跳投，在泸州，在长江与沱江交汇的这座酒城里，欧文是一个谜，一个从上学期期末就悬在所有人心头的影子。

事情要从半年前说起,天府中学的公告栏上，突然贴出一张没有落款的海报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“欧文，泸州老窖，天府中学，七月见。”没有日期，没有地址，像是一道留给全城学生的填空题，有人猜是球星来访，有人说是某个教育基金的创始人，还有人言之凿凿，说欧文是泸州老窖新签的代言人，要在天府中学拍广告。

消息越传越玄乎,贴吧里有人开贴赌五毛钱，有人赌一套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》，学校贴吧吧主连夜置顶辟谣，说从未接到任何通知，可越是辟谣，孩子们越来劲，他们发现，每个班似乎都有一两个“知情人”，但谁也说不出欧文到底是谁。

那段时间,天府中学的早读课格外安静，走廊里总有人对着公告栏拍照，门卫大爷说，半夜里还能看见几个男生打着手电筒，在公告栏下面研究那张海报的纸质。

直到九月,雨停的那个下午，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校门口，车门打开，下来一个穿着蓝白条纹POLO衫的中年男人，戴着细框眼镜，手里提着一个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皮箱，门卫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他说：“我是欧文，来见你们的陶建国老师。”

门卫一愣,赶紧打电话，电话那头的陶建国声音有些抖：“让他进来，快请进来。”

消息像长了翅膀,从门卫室传到保安亭，从保安亭传到教学楼，最后传遍了整个校园，下课时分，走廊上挤满了人，趴在栏杆上往下看，那个叫欧文的男人，正不慌不忙地往办公楼走，皮箱在他手里轻轻晃动，像提着一箱秘密。

可更让人意外的是,陶建国老师几乎是从办公室冲出来的，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跑起来像个孩子，一把抱住欧文，当众哭了出来。

陶建国是谁？天府中学的老教师，教了三十年语文，性格温和，从不与人争辩，学生们从没见过他失态，更没见过他哭。

那天下午,校长亲自过来，把欧文请进会议室，许多学生围在窗外，看见那个皮箱被打开，里面是一沓厚厚的笔记本，整整齐齐，用橡皮筋捆着。

真相,和所有人猜的都不一样。

欧文不是名人,也不是投资人，他真名叫欧祖文，是陶建国三十年前在古蔺县双沙镇教书时的学生，那时候，陶建国刚从师范毕业，被分到乌蒙山深处的小学，全校不足六十个学生，他一个人带三个年级，欧祖文是最聪明的那个，也是家里最穷的那个，三年级那年，欧祖文父亲挖煤出了事故，眼看就要辍学，陶建国走了二十里山路，把家里刚酿好的一坛高粱酒背到镇上卖了，把钱塞给欧祖文，说：“去念书，将来把这坛酒还给我。”

后来欧祖文考上县一中,又考上大学，改了名字，去了广东，做酒类贸易，渐渐发达，可他一直记得，自己欠陶老师一坛酒。

半年前,他回到泸州，想找陶建国，可陶建国早已离开古蔺，调到了天府中学，他托人打听，怕认错，便贴了那张海报，想用这种孩子气的方式，看看老师会不会主动联系，谁知陶建国当年教过的学生太多，早忘了欧祖文是谁，只觉得“欧文”这名字耳熟，却没往心里去。

“我一直记得，那坛酒是你家自己酿的高粱酒，用红薯藤封的口。”欧文坐在会议室里，眼睛红红的，“我后来做了一辈子酒，却没再喝过那个味道。”

陶建国抹了把脸,笑了：“我也记得，你走的时候，兜里还揣着两个煮土豆。”

玻璃窗外,有学生小声说：“原来欧文是来还债的。”另一个学生摇头：“不，是来兑现一个三十年前的诺言。”

那个皮箱里的笔记本,是欧文这些年的日记，从离开古蔺的那天起，每一天，他都记下自己离那坛酒有多远，第一页写着：“今天挣了五块钱，够买一斤高粱。”最后一页写着：“该回去了。”

泸州老窖的酿酒车间就在城北,酒香顺着风能飘到长江对岸，天府中学的学生们在作文里写道：“原来最长的路，不是从古蔺到泸州，而是三年级的那二十里山路，走了三十年，才走完。”

而那个叫欧文的男人,在学期末的散学典礼上，被请上了主席台，他没有演讲，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纸条，那是三十年前陶建国写在作业本上的批语：“作文写得不错，错别字太少了。”

台下笑声一片,又很快安静下来，陶建国站在队列旁边，扶了扶眼镜，似乎有风沙进了眼。

后来,天府中学的公告栏上又贴过许多海报，却再也没有哪一张，像“欧文”那样让人心头发烫，而关于欧文是谁，江湖上有了一个公认的答案——他是那个把童年走成了归途的学生，是那坛用三十个秋天酿成的高粱酒。

悬念揭晓那天,没有惊天动地的名字，只有一个提着一箱日记的男人，把时光还给了他的老师。